百名师生诵经典(二十八)——赵纫兰

主讲人：幼儿教育学院学前教育系党支部魏旭朝老师

赵纫兰（1884年1月21日-1933年5月28日），李大钊妻子，中共河北省委于1936年6月追认她为中国共产党党员。

1884年1月21日，赵纫兰出生于乐亭县大黑坨村。1899年，赵纫兰与李大钊结为夫妻，成为李大钊长期从事革命活动的贤内助，对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作出不寻常的贡献。

赵纫兰与李大钊成婚后，侍奉老人，料理家务，照顾丈夫，激励他发奋读书。

1919年暑假前，李大钊被北京大学聘为教授，除负责图书馆工作外，还在该校和北京女子高等师范、师范大学、中国大学等开授了一些课程。李大钊的月薪在200元左右，但因他时常周济家庭困难的学生和工友，还要抽出一部分为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做活动经费，带回家的没有多少，日常开销入不敷出。赵纫兰得知李大钊把钱都花在正经地方后，没有任何怨言，开始精心地筹划家中的日常费用，一切开销从简，处处勤俭持家，不让李大钊为家庭生活分神。

1927年4月6日，张作霖不顾国际法规，悍然派军警到苏联驻华大使馆辖区搜捕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，李大钊被捕入狱，赵纫兰也被拘捕。到4月28日傍晚，她和星华、炎华被放回家中。到了家里以后才知道，就在这天下午，李大钊被处以绞刑，已经壮烈牺牲。当她看到刊登李大钊英勇就义消息的《晨报》时，一连昏死过去三次。

李大钊牺牲以后，赵纫兰的精神受到了极大的创伤，身体每况愈下。支撑她顽强地生活下去的，是两大心事：一是李大钊就义后，灵柩一时不好安葬，被暂放于宣武门外的妙光阁浙寺，尚未入土为安；二是孩子们太小，最小的儿子刚刚几个月，她不能倒下。

1929年夏天，葆华从日本归来看望母亲，赵纫兰叮嘱长子要在日本好好学习，继承父业。1931年夏天，她又托李大钊在北京的朋友，把星华、炎华、光华等送到已改称“北平”的北京继续上学。她要让孩子们完成学业，继而从事李大钊未尽的革命事业。

1933年4月，中共地下秘密组织决定由赵纫兰出面，求助北京大学出面为李大钊操办葬礼。安葬李大钊灵柩的事情有了着落以后，赵纫兰拖着病体于1933年春天义无反顾地来到北京。当党组织派人找她联系，商议把李大钊的葬礼搞成一次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时，她毫不迟疑地回答：“李先生是属于党的，他是为革命而死的，党组织怎样指示，就怎样办吧！只要是我能做到的，我一定尽力去做。”

1933年4月23日，按农历计算，是李大钊就义6周年的后两日，李大钊烈士的公葬仪式在北京举行。沿途送葬的群众很多，党组织借机组织青年学生搞起了示威。送殡队伍行至西四牌楼时，遭到了国民党军警的镇压。当时，不少人被捕，殡仪队伍被冲个七零八落。赵纫兰又气又恨，她心中只有对反动当局和破坏出殡的暴徒的恨。是日下午，李大钊的灵柩被护送到香山东麓的万安公墓。在墓穴旁边，她见到了地下党组织派人送来的一块墓碑。墓碑上方刻了一个红五角星，内镶镰刀斧头图案，竖刻的一行大字是：“中华革命领袖李大钊同志之墓”，碑的背面刻的是对李大钊的革命功绩给予高度评价的碑文。她看着这块珍贵的墓碑，泪水流个不停，感到无比欣慰。

安葬李大钊归来，赵纫兰一病不起。1933年5月28日，赵纫兰病逝，终年50岁。她留下的唯一遗嘱，就是把自己的躯体埋在李大钊的墓旁。

1933年6月，中共河北省委召开会议，决定追认她为中国共产党党员。这一决议，刊登在中共北方局的内部刊物《北方火线》上。

在北京香山万安公墓，安葬着革命先驱李大钊的灵柩，陪伴李大钊长眠地下的是他的夫人赵纫兰。李大钊烈士陵园于1983年在万安公墓的园林中修建时，赵纫兰的灵柩随同李大钊的灵柩迁葬至陵园单辟的墓地上，墓碑上的镌字由原来的“李夫人墓”改刻成“李大钊夫人赵纫兰同志墓”。“赵纫兰同志”，是对这位伴“忠魂铁血”(何香凝题词)长眠香山的杰出女性最确切的称呼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