百名师生诵经典（二十九）——丑子冈

主讲人：幼儿教育学院学前教育系党支部贺琳霞老师

丑子冈，女，中共党员，1905年12月出生于湖南长沙，在总政治部实验学校任校长一职。1963年3月牺牲，安葬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。

1939年，中国正处于抗日战争的硝烟之中，一个紧迫的问题摆在中共中央面前，革命者都在浴血奋战，他们的孩子该怎么办？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，成年人尚苟且偷生，孩子们的安全更是不能保，尤其是战士们的孩子，不是送回老家，就是送到亲戚朋友家，经常发生孩子病死或丢失的情况。

战火中，一群“不拿枪、不带兵”的女子，扛起了抚育红色后代们的重任。她们中的领头者，名叫丑子冈。丑妈妈的一生都献给了这份“无声”的革命事业，孩子们的“丑妈妈”。1939年下半年，为了让前线将士安心抗战，中共中央决定在延安创办中央托儿所。原是中央书记处的八九孔窑洞，成了中央托儿所的诞生地，八路军女战士丑子冈接受委托被任命为首任所长。1905年，丑子冈出生在湖南长沙一个贫民家庭，15岁考上长沙公立医院护士训练班。1924年，她结识了志同道合的丈夫余家永，不幸的是，丑子冈分娩前三天，余家永在一次革命活动中英勇就义。经历丧夫的巨大打击后，丑子冈化悲愤为力量，毅然走上和亡夫一样的革命道路。1938年，她加入共产党，并来到了革命圣地延安。在延安，喜欢小朋友的丑子冈，毅然扛起了照顾革命者后代的担子。中央托儿所的首批孩子中有毛泽东的女儿李敏，李维汉的儿子李铁映等，烈士的遗孤，抗战将士的后代，革命领袖的子女......孩子们都叫丑子冈“丑妈妈”。

战火中的“托儿所”的故事，就从窑洞中开始了。敌人封锁下的延安物资匮乏，托儿所生活非常艰苦，吃穿用度都要到几十里以外的供给部去背。丑子冈去东山背棉衣，沿途人烟稀少，吃不上饭，喝不上水，有时还碰上狼；到新市场去买菜，要趟过河水；给孩子洗澡，要到山下一担一担地把水挑上来，然后生火把窑洞烧暖；星期天，别的同志轮班休息，她还要接待孩子家长；每次下大雨的夜里，她都不能入眠，一遍一遍查看窑洞是否安全。

在1940年代的延安，她用日光浴结合心理学，治疗孩子们的尿床。在传染病暴发时，她力荐有医学背景的沈元辉担任所长，推行戴口罩、隔离和消毒，这些育儿理念即便在今天也不过时。丑妈妈的教育下，孩子们机敏可爱。有地下党员考验小朋友“你姓什么呀？”“我姓我”“你是谁家的孩子？”“我是我爸爸的孩子”“你爸爸是谁？”“我爸爸就是我爸爸”……小小年纪答话滴水不漏，让人又可怜又可爱。

在战争年代，转移是“家常饭”，托儿所成了“马背上的摇篮”。1946年，国民党向各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，同年11月，党中央指示延安非战斗人员提前转移。中央托儿所有90多个孩子，转移起来非常困难。丑妈妈指挥保育员们把喂的猪杀了，做成可以在路上吃的食物，把小床改成“驮床”，一边一个放在驴子上，驮着孩子们。丑子冈坚定地说：“孩子们是未来革命的希望，绝对不能落在敌人的手上”转移过程中，为了不被敌人发现，保育员们千叮咛万嘱咐孩子们不可以出声，甚至把驴子的嘴都封起来不让叫唤。在她们的拼命护佑下，历时一个月，一路风霜雨雪，这支队伍徒步走了1200里，平安转移到河北平山，没有一个孩子伤亡。1949年4月，中央托儿所从平山迁至北京，丑子冈提前赶来为托儿所选址，最后选定海淀区万寿寺，中央托儿所改名为军委直属机关保育院，后改名为万寿寺幼儿园。1954年，丑子冈当选为政协委员，还担任了全国妇联执委。

丑妈妈亲手抱过的那些娃娃们，如今也已是耄耋老人，他们后来大多成了国家栋梁，至今提起丑子冈，都很怀念这位“丑妈妈”。在进入北京那一年，丑子冈确诊为癌症，临终前她只有两个要求：一个是停止对她的治疗，不能浪费国家的钱：另一个是把最后一个月的工资全部作为党费。

丑妈妈的一生有很多机会可以提干改行，可是她不愿意，不愿意离开可爱的孩子们。她把自己的工资补贴给幼儿园，自己却一年四季一身旧军装。作为一位25岁，就成了革命烈士家属的女性，丑子冈在这个“中”字号托儿所中为孩子们付出了满腔柔情和爱心。她凭借刚烈的意志，带领一群“不拿枪、不带兵”的保育员，为战乱年代将士们的孩子开辟了一片童年乐土。她们的柔情与慈爱，成为后来从这里走出的革命后代们弥足珍贵的美好回忆。1962年，丑子冈去世，在她的葬礼上，百个孩童齐喊“丑妈妈”，多个中央领导送来花圈，颇为感人。历经岁月淬炼，越发得见平凡而伟大的底色，向丑妈妈致敬，向伟大的革命者们致敬！